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、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、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，并称“四公子”。又和袁克文并称“中州二云”，所谓“中州更有双词客，粉墨登场号二云”。除诗词学家而外，张伯驹还集收藏鉴赏家、书画家、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。
后世，网络上还流传着张伯驹的传说呢。
文岚踮起脚尖，伸出脖子往那头看了好几眼，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来。
那院子看起来破烂不堪，房子又矮又小，完全跟古琴研究协会这么高雅的名称对不上号。
“张伯驹先生现在还在这里吗？您认识他吗，那能不能请他帮忙引个路子？”文岚十分殷切地看着金老爷子。
金老爷子摇了摇头：“早在1958年，他就被划为□□分子。去年，在陈老总的安排下，张伯驹夫妇搬到长春，现在应该还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。”
“为什么，张伯驹先生不是捐了很多国宝级的文物给故宫博物馆吗？”文岚一脸愕然。
这里头涉及的人与事比较复杂，金老爷子也不好详细说：“与人相关的事，总是复杂的。幸好，有陈毅和宋振庭他们护着，倒也没吃什么大亏。”
原来风暴那么早就已经开始了，这有点出于文岚的预料。
文岚虽然看过关于张伯驹先生的资料，但当时的注意力完全被他捐赠的文物所吸引，当然他传奇的人生也让文岚记忆深刻。
张伯驹幼年与妹妹一同被过继给了亲伯父，因而与袁世凯家族非常亲近。不习惯官场的张伯驹，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，毅然退出军界。此后，他把兴趣转移到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，并且利用家族的优越条件，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了一方驰骋的天地。
建国前，张伯驹就参与故宫收集文物工作。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，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。范仲淹《道服赞》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，他居中协调，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。后来，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《游春图》时，张伯驹又建议故宫博物院买下。可惜，那时在故宫博物院资金紧张，根本无力收购。
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，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，尽量将它们一一买下。他曾经说过其中缘由：“黄金易得，国宝无二，我买他们不是为了赚更大的钱，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
一件《游春图》，直接使张伯驹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。
当时，《游春图》要价240两黄金。张伯驹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那处豪宅和妻子潘素的金银首饰。那处豪宅是清末著名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宅，占地15亩，也就是整整一万平方米。不管在什么年代那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
可就是如此珍贵的《游春图》，张伯驹眼睛都不眨，直接在1956年连同其他珍贵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，其中还包括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卷、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、杜牧《赠张好好诗》卷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卷、蔡襄自书诗册、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、元赵孟頫《千字文》等。
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，却也被张伯驹婉言谢绝。
他说得很简单：“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，跟过眼云烟一样，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，我可以捐出来，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。\”
另外，张伯驹还把唐朝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赠与主席。后来，在1958年时，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。
据文岚所看过的资料记载，建国后，很多爱国人士主动捐钱捐物，不少收藏家更是倾囊捐赠。书画、瓷器、青铜器，无数人竭尽心力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，以捐赠的方式或友情价售卖的方式，进入各类国家博物馆。
在不远的80年代末，张学良更是把所有的收藏拿出来，拍卖所得全部捐给社会。而购得古董的人，却又再次捐出，重新再拍卖。
这个时期的很多大收藏家，更多是出于家国情怀，而非简单地用物质来看待世间的一切。
文岚回忆着张伯驹的生平，一面浑浑噩噩地跟着大人们的步伐，绕过了两条巷子，走进一座不起眼的小四合院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