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洋说：“郑和七下西洋，每次随行舰船和人数惊人，据资料统计，船队每次均由200多艘巨大的“宝船”组成，人数约二万七八千人间。这样一个庞大使团所耗之巨当可想见，再加上大量交换物品和赐品，则郑和使团的每一次下西洋都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。而历史早已证明了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以侵占掠夺为目的，那这样一个劳民伤财、虚空国库的举动为什么可以持续近三十年，明王朝或者更准确地说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因何原因要这样做，它的价值何在呢？我不知道。＂
赖茜：＂这么庞大的船队，又不是战事，那肯定是贸易了。＂
苏洋：＂?在不为战事的情况下，这样大规模的连续多次远洋船事，在中国史上只有一次，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。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，明成祖这样做一定有强烈的动机和迫切的政治需要。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原因，这向来是史家争论不休的焦点，至今尚难定论。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原因，可能有多种多方面，而各方面也可能有轻重之别。至今已提出的要项，大致可分为皇位继承、政治、外交和贸易四个方面。以下试述一下这四个方面的可能性和相对重要性。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，同一年，郑和奉旨六下西洋。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，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。
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，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，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。故除了郑和本人在《明史》立传外，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，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，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，则几乎湮没无闻。
尽管如此，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，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，他们大多来自江、浙、闽、粤等东南沿海省份。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，有名有姓、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，东莞籍的占了5人，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。如果按此比例推算，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，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。
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，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？
原来，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，多出自直隶（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，大致是今江苏、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）和南京行在卫军，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。一般军官和士兵，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。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，多从闽、粤、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，大量民夫、杂役，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。
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，当地壮丁应征随行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。如明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编纂的《广东通志初稿》中就提及，永乐十九年时，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（今韶关市）时，征用民夫、骚扰地方的情形。
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“吾粤中路咽喉地”，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，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（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）。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，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。
这些东莞人在“征西洋”过程中也屡屡立功。如东莞县人钟左，因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旧港（印尼第一大岛，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，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）接受招安归国，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，“下西洋二次有功”，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。东莞县人李真、陈永华，多次“赴西洋公干”有功，升任锦衣卫镇抚司。
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“父子兵”黄子成、黄本奴，父子成出身卫所，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，子本奴递补，数下西洋，因功先升总旗，再升百户，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。
靠海吃海在商言商
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，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，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，在北方频频用兵，同时四出遣使，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。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三个市舶司，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。
当时海外各国朝贡（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），日本取道浙江，琉球取道福建，安南（今越南）取道广西，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。因此，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，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、规模最大、作用最突出的，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，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，有各类房舍120间。
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，在明廷官方来说，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，慑服海外诸藩，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，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。
明代广州人郭棐在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所修《广东通志》中记载：永乐五年九月“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，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”。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，船队从广东启航后，所经国家有占城、爪哇、暹罗、苏门答腊、南巫里、故里、柯枝、锡兰等，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。
【本章阅读完毕，更多请搜索读书族小说网;https://kpc.lantingge.com 阅读更多精彩小说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