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病了，但我特别高兴。
前天早晨我蹲在范小离的家门口，一点点把墙上的青苔与霉斑铲掉，像一只撅腚拱在食槽前的猪。小离她妈照常出门跳舞，嫌我挡了道，一迈腿就从我身上跨过去。
刷墙的活儿不算累，但这漆味儿呛得人嗓子疼。刷完新漆之后，我回到家里，被镜子里那张二十六岁的脸吓了一跳，两颊毫无生气地瘪着，眼珠微微犯浑，面色焦如枯草，憔悴不堪。
这场病来势凶猛，我在床上躺了三天，烧到四十度，喉咙口始终有一把火，害我声带暂损，发不出一个字。
但我特别高兴。
那天我错怪了老袁，那通脾气发得不应该。我说过老袁曾是国营单位的小组长，虽是芝麻大小的一个官，但一点不妨碍他谙熟于国人在圆桌上的那一套。他无所事事就闲听八卦，听我们小区的门卫说起隔壁小区的门卫马上要回老家，看门的工作暂没人顶上，于是他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私藏的钱，托了门卫，请隔壁小区的物业一起下了顿馆子。
酒过三巡，耳酣面热，最后来人爽快拍板，我爸顺利得到了那份工作——还挺轻松，倒班看大门、收停车费，一个月能挣1450块钱。我本担心他的身子受不住，但他牛脾气又来，作出要掀桌子的架势，非去不可。
印象里老袁在家歇养了靠十年，而这十年里我就没病过，不是不病，是不敢病。一个人的强大与软弱如舌依着齿、筋连着骨，面对那些常被人称之为逆境的日子，我奋力求生，全身的骨头都倔强起来，可一点点幸福就把我击倒了。
虽然我丢了赖以养家的饭碗，虽然这一千来块钱抵不上每月万把块的医药费支出，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病了，好像终于有个声音在脑海里对我说：你可以歇一歇了，可以适当地自怜自艾、有病呻吟了。
我确定了我不是孤愤的狗、不是石头缝里的草、不是被摄去魂魄的肉身，我家的老东西还是很疼我的。
他想替我担一把。
第一天老袁与我分着吃了那三两蟹黄汤包；第二天他亲自下厨为我熬了一锅糖粥；第三天他扛回家一麻袋梨子，足足五斤，说是给我润喉。
蟹黄汤包被黎翘摔出车外，早就皮破汁流糊作一团；糖粥依然炖得屎烂，光看卖相难以下咽；卖梨的小贩坑老袁老迈又迟缓，五斤梨子烂了近三分之一。
但我特别高兴。
我把脸埋进热烘烘的被窝里，无比愧疚又踏实地安慰自己：待再懒个两三天，我就把春风引进门，再次顽强地出苗。
没想到在床上躺到第三天，吉良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还是上回那句话，黎翘要见我。
我敏感地意识到，事情好像有转机。
给大明星开车一个月，市中心的商业区摸得熟门熟路，即使开着雪佛兰进入那处豪宅，保安斜眼睨我，竟也不拦。
旁人还是站着，唯独黎翘正坐客厅。大狗伏于他脚边，他垂着脸，一只手揉压着狗脖子——我觉得这动作有点眼熟，好像那天在剧场里，他也是这么待我的。
被人当畜生看待固然不满意，可显然黎翘对我那天顶撞他更不满意，他慢悠悠地把视线从狗脑袋上移到我的脸上，冷着脸问：“你嘴不是挺厉害么，怎么现在不说话？”
我猛咳一阵，以破锣嗓应他一声。
“病了？”黎翘微微皱眉，“那天怎么回去的？”